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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《紫荊》2021年11月號

《感恩這一課（增編版）》（2013年），是香港理工大學前校長潘宗光教授榮休5年後修訂出版的回憶錄。這部著作實錄了潘教授的人生重要足跡，再現了他從一無所有的基層貧困少年，到成為科學家、大學校長的奮鬥歷程。他說：「我回顧人生，最深刻的領會就是’感恩’。」他要通過這部回憶錄，感恩和紀念曾經幫助過他的人，包括他的親人、師長、同事、社會和國家。

這部著作是經歲月打磨沉澱的作品，它可啟迪當今青年的前進方向，幫助樹立正面積極的人生觀。

感恩親人 代代傳承優良家風

潘宗光教授1940年出生於香港，自小家境貧窮。他孩提時父親去菲律賓打工，母親在香港一邊做工，一邊帶着哥哥、妹妹和他，生活十分艱辛。純樸的母親對這小兒子將來何去何從，左右為難，於是去寺廟卜卦。幸運的是，卦文上說這孩子有「狀元命」，一定要讀書才有大好前程。他的母親高興了，發誓無論生計如何艱難，也要省吃儉用讓小兒子讀書。潘教授回憶說，這一個「簽」本是風俗的做法，但給了慈祥母親莫大的鼓勵！

如果沒有母親的堅定決心和家人親戚接濟資助，他根本就讀不成書。舅父幫他代交學費，姑媽接受寄養，奶奶常常格外關心他。他因此度過了9年不失溫暖的少年時光。大人們潛移默化的教誨，令他懂得人不能沒有根，不可以忘本。他也從中悟到了苦難是最好的學校，是人生的考驗，而家是溫情的港灣，是風浪中堅強有力的依靠。正如金庸先生在為《感恩這一課》一書所寫的推薦序言中所說：人生在世，第一是要感謝父母的大恩。潘教授不僅常常以此教育自己的子女後輩要傳承優良家風，他還倡導傳承傳統文化，自2004年起連續4年提出全國政協提案，主張將清明節、端午節、中秋節等列為法定假日，相關提案終於在2007年底獲得了國家批准。

感恩師長無私傳遞學術薪火

潘教授回憶，自己年輕時，得到老師的鼓勵最多。他認為，要讓一名年輕人成功，鼓勵是很重要的，而對他而言鼓勵讀書是唯一的出路。

他中學時代的老師和校長，就很懂得鼓勵學生。少年時，潘宗光因家庭負擔沉重，覺得前程渺茫，在小學時考試經常「包尾」，中學仍然不見好轉。班主任岑老師了解到他的難處，和藹地說：「你要好好學習，我可以向學校申請替你減免一半學費」。潘宗光從此勁頭十足，發誓不辜負老師的期望。結果期末考試，他的成績名列全班第六名，獲減免一半學費。班主任鼓勵，「如果你再考好些，我可以向校長推薦，減免你全部學費」。潘宗光如被注入了全新動力。到了初三期末考試，他拿了第三名，獲學費全免。進入高一時，校長對他說若能再接再厲，連堂費也可以豁免。結果，他以第二名的成績，不用交一分錢而能坐在課堂上，這是當時全校唯一一位。到了高三時，在校長的鼓勵下他從中文班轉讀英文大學預科班，最後考取到當時本港唯一的大學——香港大學。

潘宗光入讀香港大學時，他萌發了一個信念，即「好好讀書，將來當個教授。」他在化學學科表現出類拔萃，在系主任的推薦下，1964年，他獲取獎學金到英國倫敦大學讀研究生。1967年7月拿到博士學位，在導師的推薦下，赴加州理工學院做博士後研究。

完成博士後，他回到母校香港大學任教。他在港大化學系做得相當出色，爭取了較多科研經費，建設了較好的實驗室。他專註於無機化學方面的研究，主攻元素釕。1984年，諾貝爾獎得主、斯坦福大學化學系陶畢教授（Professor Henry Taube）來信指出他在釕金屬問題的研究上很有突破性，亦啟發了陶畢教授團隊的思路。一年後陶畢教授再次來信，宣稱他們退出競爭，將此研究空間拱手相讓給潘教授團隊。憑着在研究領域卓越的成績，1979年10月他獲得了倫敦大學資深科學博士學位。1985年及2001年，他先後兩次受到諾貝爾獎委員會邀請，作為諾貝爾化學獎的提名人。

潘教授在無機化學研究上打開了一個大大的礦，讓後來者循此路徑獲得成功，香港大學支志明院士就是其中傑出的一位。潘教授回憶說，支志明跟隨自己讀博士，兩年後特別安排他到加州理工學院跟隨自己的博士後導師學習，作聯合培養。支志明畢業後，潘教授也推薦了他在港大任教。潘教授後來轉做理學院院長，專心於行政工作，同時大力扶持支博士承接他的研究工作，並直接使用他創立的實驗室。不擔心研究經費、實驗設備和研究題目，直接招研究生，實現了彎道超車，支志明38歲就獲評為中國科學院院士。任詠華院士原本要報考潘教授的博士生，潘教授把她介紹給了支志明，成為學生的學生。任詠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，也於38歲獲評院士。師徒三人皆成為無機化學領域傑出的科學家，港大化學學科的世界聲望由此奠定。

感恩同事同心打造事業高地

潘宗光在香港大學工作22年順風順水，他感恩同事，特別是化學系主任佩恩教授（Professor Douglas Payne）對他的大力提攜，一路從講師到講座教授。1983年，港大理學院全體同事一人一票，推舉42歲的潘宗光教授擔任院長，一連三屆。這為他後來到理工大學任校長鋪平了道路。

1991年1月，潘宗光教授出任香港理工學院校長。他帶領全體同事，順利推動理工學院於1994年11月升格為理工大學。為打響理大國際聲譽, 令理大獨樹一幟發展為應用型大學，他大膽聘請企業家為副校長，填補他在企業管理方面的不足，與工商界及政府建立聯繫。他在任上共推出三個策略性計劃，通過戰略驅動學校發展，頂住校內外壓力，穿越改革的黑暗隧道，建立起傑出高效的行政團隊。在大力支持理工科的應用研究外，他更打造屬於理大的品牌學科，瞄準了酒店及旅遊管理、設計（產品及服裝）、紡織制衣及醫療學科，相關科研成果為國家載人航天工程、探月工程、火星探測工程及2008北京奧運會提供技術和設備支持。他發揮了6年立法局、15年全國政協委員的廣闊人脈網絡優勢，在校長任上籌得22.5億港元，大大改善校園設施。他恬淡樸素，虛懷若谷，行事以智慧，慈悲常在心，溝通在前頭，經常傾聽年輕人的聲音，凝聚全體同事，同心同德打造理大事業共同體。

潘教授在理大18年。2008年12月理大為他舉行了榮休晚宴，筵開百席，場面盛大，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親筆賜賀信和墨寶。

感恩社會用心用情關愛青年

潘教授從美國博士後畢業，原本可以留在美國工作，當時香港的條件亦不如美國，但他認為「英雄可以造時勢」。他於1968年聖誕前夕回到了香港大學，為「教黃皮膚的學生」感到自豪。他全心全意做教育，幾十年與學生亦師亦友。但他並不囿於書齋和大學象牙塔，適時去從政，拓寬視野，把握大千世界律動。他於1985年秋獲委任為立法局議員。1986年中國要在深圳建大亞灣核電站，不巧蘇聯這時有一個核電廠發生爆炸事故，引起港人集體恐慌。潘教授參加兩個專責小組論證此事，以科學的理據解釋大亞灣核電站的安全指數，支持國家建核電站，這在當時一度被貶損為「親中」、「左仔」。

潘宗光感到大千世界的一切事物與現象，都跟隨着「成住壞空」，可以在佛教中得到解釋。2005年，他與太太及好友一同創辦了精進慈善基金，並擔任會長，遍灑菩提種子，如此精進不懈。基金創辦16年，全部是朋友的無私資助，每年捐資300萬元人民幣，資助6所內地高校的近2,000人成長成才。與此同時，潘教授每年也會到各校與學生會面，跟他們分享人生道理，希望培育他們正確價值觀。那些在人生關鍵時期受資助的同學，都親切稱他 「潘爸爸」「潘爺爺」。

感恩國家做報國奮進「一個潘」

1964年，潘宗光在英國倫敦大學讀博士，當時中國落後，到處受到歧視，英國同學嘴裏說的是「中國是個貧窮落後的國家」「中國沒有前途」，他心裏十分難受。有一個晚上，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引爆成功，令他嘗到了做中國人的自豪，英國同學卻說「是不是弄錯了」「會不會是蘇聯造的」。「位卑未敢忘憂國」，在英國他體會到這句話的份量，他認為中國人不能低人一等。這種情緒不只是個人的，更是國家和民族的，他想如果將來有能力，一定要幫國家做些事情，國家好，全世界華人都得益。

他從此開始了在異國近乎孤獨的自我奮鬥，「戰場是實驗室，武器是專業和勤奮。」一些同學從未見過潘宗光這樣勤奮的學生，將他的勤奮定量為「一個潘」，以他的姓氏為單位來命名勤奮的程度。在倫敦大學能得到「一個潘」的學生，只有潘宗光一人，其他都是零點幾個「潘」。這雖是趣談，卻產生了化學反應，他的努力在較短時間裏幫助導師解決了研究瓶頸。導師自此經常帶他參加學術會議，未畢業就發表論文，在倫敦大學名噪一時。在加州理工學院從事博士後研究時，導師格雷教授（Professor Harry Gray）對學生說：「大家要用功些，『一個潘』就來啦」，引起滿堂歡笑。

潘宗光一心想幫助國家發展，早在1970年代，就每周到廣州中山大學無償上課一天，維持了一年時間。當時香港大學還沒有招收內地研究生的渠道，1971年始他幫助中山大學培養博士生，讓當地博士生在他的實驗室工作，畢業拿中山大學的博士學位。可說是開內地學生在香港讀研究生的先河。潘宗光認為今日的香港，是與祖國不可分割的部分，如果不是香港回歸祖國，他根本沒有機會在理大施展抱負。理大自香港回歸祖國的當天就每日升掛國旗，體現香港理工大學是祖國眾多大學中的一員，更與浙江大學建立合作關係。

潘教授認為一個人的愛國可分良心、感恩、承擔、付出、犧牲五個層次。良心，對大是大非問題，不可違背良心，不可做任何傷害國家和民族的事。感恩，我們受到國家的照顧，得以享受穩定的生活，所以必須感恩國家和上幾代人的努力。承擔，要承擔自己對社會的責任，儘力本責工作，有能力應多貢獻國家。付出，當有能力為國家付出，心態上不要計較會有多少回報。犠牲，當國家有困難時，我們要願意犠牲小我，完成大我。

潘宗光於2008年底退休後只專心做兩件事：一是投入精進基金的慈善事業，二是學佛及修佛。《心經》是他最用力研究的典籍，一個人要是把心靈管理好，那麼把生活和事業管理好並不難。

潘宗光投身大學教育40載，擔任香港理工大學校長18年，任過兩屆立法局議員和三屆全國政協委員，獲特區政府頒授金紫荊星章。他深感命運的用意常事先不為人知，過後才令人覺察它的精妙布局，人生的危機亦是一個轉機，逆境往往是一個全新的起點，可謂「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。

（作者系中央政府駐港機構研究員）

轉載自香港《紫荊》雜誌